“不容讨论”在政治上是很难办的，不是你说不容讨论大家就真的不讨论了，毕竟你高务实又不是皇帝陛下，能够言出法随让人闭嘴。不容讨论的前提只能是你掌握着绝对的优势，对方迫于无奈才不得不闭嘴。
因此，高务实一边坚持郭朴的谥号必须是“文贞”，一边极力反对此前内阁定策的对日和谈，表示此时谈和对大明弊大于利，反而给了日本丰臣秀吉政权以喘息之机。
不要以为这两件事毫无干系，事实上政治作为一门妥协的艺术，当自己手里筹码不够的时候，就要另外去找一些筹码过来。
郭朴作为一位承上启下的首辅，与高拱的关系大抵是萧规曹随中的“曹”。高拱既然获得了至高无上、凤毛麟角的“文正”，那么郭朴若不能获得仅次于文正的“文贞”，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实学派做得不够好，是否定实学派那段时间工作的意思。
而如果在高拱这位开创者之后的继任首辅郭朴秉政期间实学派就已经做得不够好了，则之后的张四维时代自然也不太可能获得较高评价，那么万一更往后的申时行时代将来被定义为一个优秀的执政期间，实学派的功劳便会被张冠李戴到申时行或者说心学派头上。
这可不奇怪，毕竟高务实后来的这些大功名义上也是在申时行秉政期间取得的，如果不能在更高层面将实学派这个“本我”和心学派这个“非我”区分开来，若干年后实学派的功劳说不定就真成了心学派的功劳。
这种情况在世界历史上有过许多例子，比如后世很多人就认为反***的大功九成在米国，而红色巨熊反而成了打酱油的存在，更遑论中国。这其实就是战后宣传力的差距所导致，而当前高务实要争郭朴的谥号，归根结底也可以认为是争夺话语权、争夺定义权。
虽然乍一看，文贞固然好，文忠也不差，甚至文简也还行，但既然高务实非要在几个都算美谥的谥号中拿到最好的那个，就少不得有所交换。要交换就要有筹码，高务实此时提出反对议和，其实就是拿议和问题当筹码用了。
由于高务实在军事议题上的巨大影响力，即便申时行再如何强调决议已经形成，圣旨都已经发出去了一段时间，大明在朝鲜方面肯定已经开始执行这一计划，故此时反对已经失去意义，然而最终皇帝还是决定再开一次御前会议，重新就这一问题进行商议。
在文华召对上，王锡爵首先开炮，说议和这事首先是兵部同意了的，即兵部也认为前线战况堪忧，并非内阁毫无理由的要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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